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下，对强力“大政府”的憧憬、歌颂和幻想随处可见。

需要指出的是，自由企业制度和企业家冒险精神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重要性。即使“性本恶”，也是必要之恶，仿佛不能因为有强奸而全体切卵。

说到底，还是平衡，好色而不淫，悱怨而不伤。

转贴许小年在《南方周末》的一个访谈。

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投机和欺诈流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了，每个人在泡沫中都有一份利益，明明知道是投机和欺诈，也没人想戳穿它，因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为什么出现房地产泡沫？货币超发，银根过松。这是格林斯潘的一个巨大错误，而我们的错误在于假设格林斯潘是个神，让他去决定货币政策，结果他一失手，大家跟着倒霉。

　　◆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要靠市场监管来防止泡沫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货币多了就成祸水，一旦放出来，就很难管住。

　　◆凯恩斯主义者错误地认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如同天使与魔鬼，而没有想到这是在两个魔鬼之间的权衡。

　　◆人们总觉得经济和自然不同，经济体系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为什么不能管得好一点呢？这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即便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系统，也会像自然界的宇宙一样，像环境一样，永远有人无法认识的内容。

　　南方周末：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有人认为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是罪魁祸首，进而怀疑华尔街所代表的自由市场制度。您如何看？

　　许小年：说问题都出在华尔街的贪婪，这是不顾事实也是很不公平的。

　　我自己的经历说明贪婪人人有份。1997年香港出现“红筹股狂热”，当时我在美林证券做研究，我坚持认为这些红筹公司不值这么多钱，估值太高 了，明显有泡沫。为此我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压力大到了可能因此而丢掉工作。压力不仅来自于贪婪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美林的高管，而且来自于众多的机构 投资者，他们几乎是逼着卖方的研究员写出他们希望听的话。如果没有券商的报告，这些基金经理就很难向他们自己的上级交代，老板会问：“明明有泡沫，你怎么 还要买呢？”他会说：“你看看，美林、高盛都推荐了呀。”

　　那时和现在一样，大众街和华尔街一起疯狂。现在出事了，投资者摆出一副无辜受害者的样子，说上了华尔街的当。这已不是第一次了，2000年科技 泡沫破灭后，投资者起诉大摩和美林的分析员，就是不说他自己在泡沫中做了什么。华尔街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就像我们A股从2000点冲到6000点，哪里是 几家券商能造出来的行情，没有大众街的哄抬，指数怎么冲得上去？

　　历史上所有的泡沫，从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到2000年的科技泡沫，哪一个没有大众街的疯狂？所以不单单是华尔街的贪婪，是人性的贪婪，是我们所有人的贪婪。大家还记得吗，在2000年时，巴菲特因为拒绝参与科技股投机，差点被投资者炒了鱿鱼！

　　这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根子在次按造成的房地产泡沫。人们就指责华尔街，说商业银行只顾赚钱，放出了这么多的次按；投资银行利益熏心，为次按打 包，卖出了这么多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但是没人问问次按的借贷者，本来收入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没有购房的能力，为什么偏要去借钱买房？也没有人问政府，为什 么对次按睁只眼，闭只眼？谁都知道，“居者有其屋”的承诺是捞选票的好办法，政客们绝不会去提醒民众，买房要注意自己的支付能力，更别说次按的风险了。

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投机和欺诈流行，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很少见到有人发出警报，即使有，大家也不把他当回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每个人 都参与其中了，每个人在泡沫中都有一份利益，明明知道是投机和欺诈，也没人想戳穿它，因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在泡沫中，人们往往对投机和欺诈采取宽容甚至 是怂恿的态度，有人把水搅浑，大家才好摸鱼啊。就像阿Q参加革命，想混进去抢一点浮财，事后才知道，还有砍脑壳的危险。 阅读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 »

肉铺：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3320&PostID=15045347&idWriter=0&key=0

针对范跑跑事件后一些非著名前自由主义者的反水，我作为一个非自由主义者，写了个替自由主义辩护的东西。回复里，普遍的一个反驳就是：“你不是宣传自由主义吗？那我对别人说三道四也是我的自由呀，怎么就不行了呢？”颇有“然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若何”之后的洋洋自得。有位“雪夜清茶”网友还在这儿跟我发嗲，说什么“自由主义是美好的,但是保留对别人说三道四的权力也是自由而美好的:P” 这种回复实在是太白痴，很破坏我这个博客的美感。对别人说三道四是不美好的，更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你这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居委会张大妈主义。美好个 JB哟！

我发现很多人不具备起码的阅读理解能力。关于自由主义，有两条需要你们牢记在心：
一、 定义：一个人的行为不受限制，只要他的这个行为不伤害他人，并且，他愿意把这相同的自由渡让他人。
二、 渊源：自由主义与其对手一样，源自功利主义。其主张的正当性，源自对目的的追求：最大的同共善。

我喜欢举个打兔子的例子：美洲印第安原住民中，社会形态最简单的部落，以在荒漠中打兔子为生——每人手里一根木棍，跟在兔子后面跑来跑去。运气好的时候，一人一天可以打到一只兔子，运气不好的时候，一只也打不着。简单起见，我们假设这个社会有8个人，每人每天可以打到一只兔子。这个，也算是另一个版本的“无知之幕”吧。注意：成员间没有合作，所以社会没有分工。

某一天，老张突然搞出个新发明—-一张网，说服大家相信这是个好主意。于是8个人组织起来了：小李和老王一人一头扯着网蹲着，老张和老赵每人拿根棍子在网后面等着。剩下四个人从老远的地方敲着脸盆朝网的方向跑。这么着，打到13只兔子，比以前单兵作战多出5只。这个小社会靠着分工合作，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所以，8个人的关系，是非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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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冯象

文革落幕，法学重生，不知不觉已逾“而立”。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第一，是说法学是“经世致用”的，法学院应当偏重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就拿实务部门的一些指标来衡量，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课本上的概念定义学理分析，也仿佛仅仅是纸上谈兵、教条主义了。其实职业技能，例如博大精深的“关系学”，哪里是纸上谈得清楚的？所以叫作“实践理性”，要人去实践中摸索、掌握。再如律师接案子办案子的手段、法官“背对背”调解纠纷的分寸，只能让学生跟着实习，见识见识，谁会课堂传授？
第二，也是出于“经世致用”的迷思，好些人把法学看作替政府出主意、给立法者当幕僚之类的光荣业绩。但是，学问与官僚政治最好隔开一段距离。政治是摆弄人、与人斗的智慧，有人生来就会，不用学。还有的像拿破仑，雄才大略，一尊尊大炮做他立法的资本，《民法典》服从的 “硬道理”。法学一旦“经世致用”，就跟法律这件“政治的晚礼服”闹混淆了——闹得神州大地法学院星罗棋布，硕博人口世界第一，作弊抄袭家常便饭，法治话语充斥媒体，终于成全新法治的一翼。这倒提醒了我们，若想总结三十年法学的得失教训，看清前进方向，不妨从新法治的基本策略入手，细加考察；或可推动中国法学反思并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学术/教育腐败，摆脱羁绊，重新出发。

下面我就抛砖引玉，分三题谈谈想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思考

王元化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曾与林毓生教授讨论，引一句诗概括：“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指的是“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并为之感到“ 深深的忧虑和悲观”。“文明”大约是委婉的讲法，实指现代资本主义。自从资本主义建成“消费社会”，它所固有的种种病症，如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中心、好莱坞式的愚昧和低级趣味，就开始加速向全球输出。冷战一停，更是变本加厉。西方哲人多有阐述，并成为“西马”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一大话题。因此就理论而言，似乎纯是西学上的问题。但是，王先生的出发点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将那“文明”的百态或变态以中国为例，再添一段注释，而是异化背后的现实，转型中国同那“文明”接轨的困境：曲曲折折，好不容易一只脚踏进“文明”的边陲，却立即受到它许多伤害，究竟出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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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南黛居译
作者：Gil Delannoi
原文：La traduction, un choix culturel
译文：翻译与阐释中国思想
简介：
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为法国政治与社会学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学专家与法国现代政治思想家, 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理论教授。
此文发表在1999年6月号法国《思想》（Esprit）杂志上，译于2003年。

翻译与阐释中国思想

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

醒来山月高，孤枕群书里。

酒渴漫思茶，山童呼不起。

―皮日休

有没有中国思想、一种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来提出问题。我们已不再处于起源于希腊、结束于二十世纪欧洲的思想历史时代了。不再有思想的垄断，也不再有思想体系的垄断，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都是如此。这两种文明均曾认定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虽然有时也不无道理。然而它们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再是了。欧洲的特性（民主，科学方法，思想之思想体系）极具迷人的独特性，却带一点思想的垄断。况且这些特性均处在宗教的影响之下，受其鼓舞或受其压制。西方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从来没有以纯粹的状态存在过。

但是问题在于，就算中国有各种思想，有许多思想家，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中国特有的思想呢？它们之间有些什么关系？我们在程艾兰（Anne Cheng）和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的著作中似乎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前者研究了自古以来中国思想历史的内部衍变；后者则试图从中国并间接透过西方去勾勒出一些从根本上有分歧的基本概念，属于不兼容意义领域里所固有的[1]。“相似不见得为同正如差别并非为异。”（蒙田，III－13）

任何事物都可以从内部或可比较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事实上，“不同与相似”、“相异性与同一性”是不可分割的，只研究其中一方便不够全面。对思想的偏离观察（décentrement de l’esprit）有其利也有其弊。“中国永远迫使我们提出问题。[2]”例如口语相对于书面语的前后连接关系。因此，我们需要把眼光放远才能更好地思考欧洲未曾考虑过的事，明显的错误事实，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范畴。这种相对性的态度会导向更多的细微差别，哪怕在最根本的差别范围内也如此。但事情永远是这种情形吗？

其实，“一般－个体”这类对偶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存在。任何一个没有特性的一般性都不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有一种神秘的形式；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特性假如没有使之形成的普通背景也都是不可感知的。我们通过这些对立便可以梳理一下世界。正如“数”不能作为衡量世界的惟一尺度一样，我们要用全人类的尺度（也只是众多其他尺度之一）。

偏离观察并不是新鲜事物，“被战胜的希腊战胜了她凶猛的征服者”（贺拉斯）。但是罗马人的好奇心变得高雅起来了，并且扩展到了神妙的希腊之外。“罗马人可能发现了这一伟大的事实：只有迂回他者才能回到自身。罗马的身份便在这一真理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3]”先是拉丁文化世界，然后是罗马文化世界成为借用、综合、文化借以转达思想感情的同义语，而这些迂回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道上是非常普遍的。在此意义上，欧洲便是罗马的欧洲，正如雷米·博拉格[4]所言。

罗马与希腊之间隔着大海和高山，而我们与中国则横跨千山万水。“当两种伟大的文明直接相遇时，一开始它们似乎只能打打仗，交换些古玩。要相互得到各自文明的真谛，需要一个很长很复杂的过程。[……]所有文化的接纳都暗示着巨变，而要获取外来的事物，就必须首先冒着受其改造的危险。[5]”

弗朗索瓦·朱利安在《智人无理念》和其他在此之前的同类书里、程艾兰在她的《中国思想史》里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均属于“不同与相似”这一辩证法框架之内。我们将在这篇文章里以四个步骤或四种试验的形式来跟踪他们及其他一些作者的思路。

一切都首先从翻译的问题开始，语言之间差距越大其交流也越难（第一章，翻译论）；随后我们将关注思想与思想体系语义领域的根本不同点（第二章，类型论）；接下来再看看可以让我们理清思路并不可避免成形的相似性，经常有人走的地方才有路（第三章，相似论）；最后，纵观整体完全在于所戴的眼镜和所关注的特例（第四章，眼镜论）。

第一章、翻译论

在概念的翻译中，曲解或近似的翻译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在诗的翻译中，相对其他而言，体裁被认为是最不可译的。如果整体风格和语调有幸没有被误译，那么一处小错抑或大错只会影响到诗的一小部分，只作为一句不恰当的表达，并且是过渡性的。在艺术方面，最有害的翻译莫过于对原文过于大胆的篡改并抹煞法语的风格。诗的翻译质量在于整体美，其中的错误就像美人痣或其他缺点一样无伤大雅；而思想的翻译，其质量则在于查字典，即词典功夫。是否需要一字一句地翻译？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同一个译法吗？并不一定。如果同一个字在两种语言里没有太多的歧义，那么也许有可能。对等的翻译保证规律与清晰，剩下的便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即如何翻译一个词义十分清晰的字周边产生的歧意，甚至其意义内部不断更新的词汇？

一、道（Dao）

这个词在成为道家用语之前是个常用词，它关系到中国所有的思想。作为常用语可以是道路、路，然后是转义，也可作用行动，如行走、走路、前进等。如果是沉思默想，那么是默想的事实；如果是一条路，那么是行走的事实。其概念同时表明通道与走过的路，走过与达到两者同样重要，我们在当中而非置身其外；如果是智慧，那么这一智慧中明理与实体同样重要。 阅读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 »

赵鼎新教授个人简历： 赵鼎新教授 系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生，1989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生物学博士，1993年芝加哥大学毕业获社会学博士，1999年获芝加哥大学终身教职。在解释 传统与解读传统方面有一定的研究。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在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历史学等 多学科交叉研究上颇有特色。

         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潮流。联合国2002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从1980至2002年，已经有80多个国家从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精英也为实现民主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民主运动和民主政体在现代世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里，人们却普遍感到民主体制的危机。在北欧一些国家，一个常见的汽车后档粘贴上写道：“对美国人要好一点 ……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你的国家来。”虽然这一粘贴纸的主要用意在于表达欧洲民众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不满，但他们对民主的失望也跃然纸上。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民调中，人们对民选领导人普遍抱有不满情绪，但对非民选产生的政府官员却表示了很大的信任。在西方国家中，诸如《拯救民主》（Saving Democracy）和《理性选民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等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当然，西方成熟民主社会中所出现的这些思潮和实证研究并不等于民主体制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危机，但它们却明确地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弱点和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弱点的不满。笔者认为，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以及我国大量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长期追求都反映了民主体制的巨大生命力，但成熟民主国家中民众对于民主的不满却也印证了民主体制的一些公认的不足之处。如何在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避免民主体制的弱点并发扬其优越性，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制的生命力及弱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这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问题。 阅读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 »